千只眼世界秩序11-书虫子

世界秩序11-书虫子
第七章“代表全人类行事”：美国及其秩序观
在塑造当代世界秩序方面，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发挥了如此决定性的作用，也没有哪个国家参与世界秩序的态度令人如此难以参透。美国笃信自己的道路将塑造人类的命运，然而历史上，它在世界秩序问题上却扮演了矛盾的角色：它以“天定命运”之名在整个美洲大陆扩张，却宣称绝无帝国企图；对重大事件发挥着决定性影响，却矢口否认有国家利益的动机；最终成为超级大国，却声言无意施行强权政治。美国外交政策表明，美国深信自己国内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实施这些原则对他国有益无害。美国的对外交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政策，而是传播价值观的工程。柴鸥它认为其他所有民族都渴望照搬美国的价值观。
这套学说的内核是一个极具创意和诱惑的愿景。“旧世界”认为“新世界”是一个积聚财富和权力的竞技场，然而一个新型国家在美洲大陆崛起，声称信仰、言论和行动自由是其国家经验和民族性格的精髓。
欧洲秩序的基础一直是谨慎地将绝对的道德观和政治区分开来，因为以往试图将一种信仰或道德体系强加给这个大陆上形形色色的民族的尝试均以灾难收场。而美国既有劝服他人改变信仰的精神，又融入了对现有社会体制和等级制度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因此，英国哲学家、下院议员埃德蒙·伯克曾对其他议员说，殖民者“输出了英国人的自由理念”，同时也输出了众多非主流教派（“新教精神”），这些教派在欧洲备受压制，彼此主张各异，“唯一的共同之处是都崇尚自由”。这些力量在大洋两岸相互交织，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面貌：“北美人的民族性格与其他民族迥然不同，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热爱自由。”
1831年游历过美国的法国贵族亚历西斯·托克维尔撰写了一部讲述美国人精神和观点的著作，该著作在今天看来仍然颇有见地。他认为美国人的性格应追溯至他所谓的“起点”。在新英格兰，“我们看到了当地独立性的诞生和巩固，它至今仍是美国自由的主要动力和生命线。”他写道，清教徒主义“不只是一种宗教学说，它在许多方面还体现了最为纯粹的民主和共和理论”。他总结道，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的产物，在世界其他地方，它们互相冲突，“而在美国，它们以某种方式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奇妙的组合。我指的就是‘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
美国拥有开放文化和民主原则，千百万人将它奉为楷模，希望能够栖身于此。与此同时，美国坚信自己的原则具有普世性，这给国际体系带来了挑战，因为它暗示不实行民主原则的政府就不是完全合法的政府。这一信念根植于美国人的思想深处，只是偶尔才会成为官方政策。在美国看来，世界绝大部分地方都生活在不尽如人意的暂时性安排之下，终有一天会得到救赎。同时，他们与美国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肯定也含有潜在的敌意。
自美国建国之初，这些互相矛盾的关系就已经存在。对托马斯·杰斐逊来说，美国不只是正在形成的大国，也是一个“自由帝国”，是一股代表全人类捍卫善政原则的不断扩展的力量。杰斐逊担任总统期间曾经写道：
我们感觉肩负的责任不限于我们自己的社会。我们不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全人类的代表。时势拒绝了别人，但对我们偏爱有加，赋予我们责任，去证明一个社会可以为其个人成员创造多大的自由和自治空间。
根据这一定义，美国的成功扩张与人类的利益密切相关。杰斐逊总统精明地运作了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地”，使国土面积翻了一番。退出政坛之后，杰斐逊向门罗总统“坦承”：“我一直把古巴看作我们联邦诸州体系最有意义的补充。”杰斐逊还致信詹姆斯·麦迪逊，称：“我们届时只要再把北部（加拿大）纳入邦联……就能建立一个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广袤的自由帝国，她从建国以来就未测量过国土，而且我确信，古往今来的宪法没有一部像我们的宪法一样设计巧妙，允许我们享有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和自治政府。”杰斐逊及其他政治家认为，他们所设想的这个帝国与欧洲的帝国迥然不同。他们认为欧洲帝国建立在对异族的征服和压迫之上。杰斐逊脑海中的帝国本质上是北美式的，是自由的延伸。（而且事实上，尽管人们对这一事业或开国元勋个人生活中的矛盾众说纷纭，随着美国的扩张和日益繁荣，民主也不断扩展壮大停车大师，对民主的追求在西半球及全世界生根发芽，蔓延开来。）
尽管美国宏图远大，因地理位置优越，资源丰富，反而觉得外交政策可有可无。美国依托两个大洋而安全无忧，它完全可以把外交政策视为一系列间歇性的挑战，而不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按照这种观念，外交努力和使用武力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行动阶段，各自遵循自己的规则。美国一方面具有全球视野，另一方面怀着矛盾的心情看待他国。其他国家不像美国那样幸运，必须苦心经营国家利益，寻求均势，把外交政策当作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
美国在19世纪取得大国地位之后，这些习惯仍然根深蒂固。数代人之间，美国曾三次采取果断行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对抗敌对的甚至是生死攸关的威胁，挽救国际秩序。在每次行动中，美国都成功维系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均势，却又指责正是这一体系导致了战争的爆发，声称希望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对西半球以外地区的潜在战略目标是，改造整个世界，从而不必再扮演其战略角色。
当初，美洲大陆闯入欧洲人的意识，迫使他们重新审视既有的思想。对那些试图彻底改造世界秩序的人来说，定居美洲展开了一幅全新的图景。对早期来到新大陆的定居者而言，美洲位于趋于分裂的西方文明的前沿，是他们尝试建立道德秩序而一展身手的新舞台。这些殖民者之所以离开欧洲，不是因为他们不再相信欧洲是世界的中心，而是因为他们认为欧洲不能响应时代的召唤。宗教纷争和血腥战争让生活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下的欧洲得出痛苦的结论：让整个大陆团结在单一神权治理之下的理想永远不可能实现，而在遥远的美洲彼岸正可一展身手。欧洲只能接受现实，以均势换安全，而美国人（他们开始这样看待自己）则胸怀着通过团结和治理实现救赎的梦想。早期清教徒声称，在新大陆弘德行善是以某种方式改造他们离开的那片大陆。清教徒律师约翰·温思罗普为了逃避宗教压迫而离开了东安格利亚（即古英格兰）。他在1630年开往新英格兰的“阿贝拉”号（Arbella）船上布道，称上帝想把美洲塑造成“全人类”的典范：
当我们几十个人就能抵御上千敌人的时候，当上帝以我们为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之神就在我们中间。人们提到自己将来的种植园时，会祈祷“上帝让它像新英格兰那样吧”。因此，我们必须想到，我们应该成为山巅之城。全人类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
没有人怀疑人性会在美洲得到弘扬，目标会在美洲得到实现。
一、世界舞台上的美国
美国自视为一个新型大国，以确认自己的独立地位。《独立宣言》提出了一些原则，并把它当作“全人类的观点”。在1787年发表的《联邦党人文集》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开门见山，称这个新共和国“在许多方面是世界上最吸引人的帝国”，其成败将验证世界任何一地自我治理的可行性。他没有把这个说法当成一种新颖的解读，而是“老生常谈”的常识。考虑到美国当时只包括从缅因州到佐治亚州的东部海岸线，这一说法显得更为引人关注。
尽管推出了这套学说，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毕竟久经世故，他们熟稔欧洲的均势，也懂得如何让它为这个崭新的国家服务。美国针对英国发动独立战争时，与法国结成同盟，之后法国发生革命，走上了试图通过战争称霸欧洲的道路。美国对此没有兴趣，双方的同盟关系随之松散。华盛顿总统在1796年的“告别演说”（当时正值法国大革命期间）中忠告，美国应当“避免与外界任何一方缔结永久同盟”，“只有在危急关头才能暂时依靠可靠的同盟”。他的这番话与其说是一份道德声明，不如说是对如何利用美国比较优势的精明判断。美国是一个新兴国家，在两个大洋庇护下安全无虞，卷入欧洲大陆的均势争端既没有必要，也缺少财力。它之所以结盟，不是为了捍卫一种国际秩序观念，只是服务于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只要欧洲的平衡得以维持，美国的战略还是重在巩固内政、保持行动自由。一个半世纪后，前殖民国家（例如印度）独立之后实际上执行的就是这一路线偷情画室。
1812年与英国的最后一场短暂战争之后，这一战略沿用了一个世纪，美国因此取得了他国无法企及的成就：通过积累内部实力，一跃成为一个幅员覆盖整个大洲的大国，而外交政策整体消极，基本重心是排除外部干扰。
美国很快就开始将这一准则推向整个美洲。美国与头号海上大国英国达成默契，在1823年提出“门罗主义”，宣称整个西半球不允许外来殖民。实际上直到几十年后，美国才有实力兑现如此不可一世的声明。在美国内部，门罗主义被解读为《独立宣言》的延伸，旨在防止欧洲均势政策染指西半球。这一切都没有与任何拉美国家协商（部分是因为当时拉美也没几个国家）。随着美国疆域覆盖整个大洲，美国的扩张被视为自然规律的结果。当美国奉行其他地方所称的帝国主义政策时，美国人却赋予它另一种说法：遵从天命，占据上帝指派的这片大陆，让每年来到这里的数百万人自由发展。从法国手中购买路易斯安那领地时，获取大片领土被当成了一桩商业交易，而从墨西哥手中夺取土地则称为遵从天命的必然结果。直到19世纪末，在1898年美西战争中，美国才在海外与另一大国爆发全面战争。
整个19世纪，美国一直福星高照，得以分别在不同时候逐一应对种种挑战，而且常常彻底解决了一些挑战：走向太平洋并确立了有利的南北边界；在内战中捍卫了联邦的完整；投放力量反对西班牙帝国，继承了其多数殖民领地。以上事件发生在不同的时间段，每完成一件事，美国又立即回到缔造繁荣、改善民主这一使命上来。美国的经验使它更加坚信，和平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只有他国的无理或恶意才会妨碍和平。欧洲的治国策略是在和平与战争之间纵横捭阖。在美国人看来，这违反常识。旧大陆的整个外交政策体系和国际秩序是暴君任性无常的产物，是贵族做派和玩弄阴暗手段的劣根性文化倾向。美国将摒弃这些做法，拒绝承认殖民利益，高度警惕欧洲设计的国际体系，倡导在共同利益和公平交易的基础上与他国发展关系。
约翰·昆西·亚当斯于1821年厘清了这些思路。目睹其他国家决意奉行更难捉摸和别有用心的路线，他言语之中透着恼怒：
自从加入各国大家庭以来，美国一直向他国伸出真诚友谊、平等自由和慷慨互惠之手，虽然经常徒劳无益。它一视同仁地在它们中间宣讲平等自由、平等公正和平等权利，但经常得不到响应，甚至遭到鄙视。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里，它主张和维护自己的独立，也毫无例外地尊重他国的独立。美国一直避免介入他国的关切，哪怕是涉及它一贯坚守的原则的冲突也不例外。
亚当斯认为，因为美国追求的“不是领土，而是自由”，所以它应该避免卷入欧洲的所有争斗。美国应当维持其独特的理性和公正立场，通过远远地表示道义同情来支持追求自由和人的尊严的努力。他声称美国的原则具有普世性，但又拒绝在西半球（即美洲）之外捍卫这些原则：
（美国）不会走出国门去寻找可以摧毁的怪兽。它企盼所有人自由和独立。它只是要维护自己，捍卫自己。
在西半球，这样的原则却没有市场。早在1792年，马萨诸塞州牧师、地理学家杰迪代亚·莫尔斯就提出，虽然美国被其他国家承认不到10年奥诗娜，其《宪法》颁布也才4年，但它却标志着历史的巅峰。他预言，这个新的国家将向西扩张，将自由原则传遍整个美洲，实现人类文明最辉煌的成就：
此外，众所周知，帝国正在从东往西推进。它最后也是最宏大的事业很可能是占领全美洲……我们不由得期待，在不远的将来，美利坚帝国将接纳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数百万人。
自始至终，美国一直虔诚地认为，这些作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领土扩张，而是奉上帝之命传播自由原则。1839年，官方的美国探险远征队勘查了西半球遥远的边界和南太平洋地区。《美国杂志和民主评论》发表了一篇文章，称颂美国为“伟大的未来之国”，与历史上之前的任何国家毫无瓜葛且更加优越：
追根溯源，美国人来自许多其他国家，《独立宣言》完全建立在人类平等的伟大原则之上。这些事实已然表明，我们的立场与其他国家没有联系。实际上我们与他们的历史几乎没有任何瓜葛，与他们的古老历史、昔日的荣耀和罪行也毫无关系。正好相反，美国的诞生正是崭新历史的开端。
这位作者自信满满地预言，美国的成功将成为对其他一切政体的有力反驳，并开拓未来民主时代。一个伟大自由的联邦奉上帝的旨意，雄居其他国家之上，愿意将其原则传遍整个西半球。与以前任何人类行为相比，这注定是一个幅员更辽阔、道德更高尚的国家：
我们是代表人类进步的国家，谁会给我们的前进设限呢？又有什么力量能给我们设限呢？上帝与我们同在，世间没有任何国家可与我们媲美。
因此，美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还是上帝神圣计划的推手和世界秩序的缩影。
1845年，美国因向西扩张而陷入争端，与英国争夺俄勒冈领地，与墨西哥争夺得克萨斯共和国（已经脱离墨西哥，并宣称有意加入美国）。这份杂志得出结论，兼并得克萨斯是针对自由之敌的防御性措施。作者的理由是，“加利福尼亚下一步很可能脱离”墨西哥，紧接着美国将北上横扫加拿大。他推断，美国这支大陆力量最终将拥有绝对的抗衡力量，让欧洲的均势政策变得无足轻重。这篇文章的作者还预言，百年后（即1945年），终有一天，美国甚至会比一个统一而且敌视它的欧洲更强大：
即使把法国、英国乃至全欧洲的刺刀和大炮放在天平的另一端，又怎么能与2.5亿乃至3亿纯朴、坚定的美国人民这一沉甸甸的分量相抗衡？在匆匆将至的1945年，美国人民注定要聚集在飘扬的星条旗下！
这一预言变成了现实（除了美国与加拿大的边界是和平划定的，英国在1945年已不是敌对欧洲的一部分，而是美国的盟友）。美国将超越和抗衡旧大陆的严酷理论——这个愿景尽管言过其实且仅是预测，却成了激励美国人重塑历史进程的动力，虽然他国当时大多对其不是置之不理尹慧珍，就是惊恐不安。
南北战争中，美国经历了一场全面战争（欧洲已有半个世纪没有发生过全面战争）。殊死搏斗的南北双方都违反了保持西半球与外界隔离的原则，尤其是把法国和英国拉入战争之中。美国人把这场冲突解释为一个具有重大道德意义的特别事件。美国当时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最具威慑力的军队，并用它发动全面战争。这反映出美国当时认为这场冲突是一次终极行动，是为了维护“地球上最后最美好的希望”。但战争结束一年半之内，这支军队几乎全部解散，数量从100多万骤减至6.5万人。1890年暗夜清音，美国陆军位居世界第十四位，排在保加利亚之后。美国空军规模甚至小于意大利，而意大利的工业实力仅为美国的十三分之一。直到1885年格罗弗·克利夫兰就任总统时，他还把美国的外交政策描述为超然中立，完全不同于以前不够开明的国家所采取的自私自利的政策。他拒绝
背离我们这个共和国的历史、传统和繁荣所推崇的外交政策。这是独立的政策，依托我们的地理位置，我们对正义的热爱以及我们的实力将为它保驾护航。这是和平的政策月关作品集，符合我们的利益。这是中立的政策，美国拒绝卷入任何外部纷争，没有觊觎其他大洲的野心，同时抵制它们对美国这片土地的入侵。
10年后，美国的世界地位逐渐提高，口气更加坚定，对权力的考虑开始突显。在1895年委内瑞拉与英属圭亚那的边界争端中，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警告英国（当时仍被视为世界头号大国）注意西半球军事力量的不平衡：“美国今天实际上是这个大陆上至高无上的国家，它的命令就是法律。”美国拥有“无限的资源和超然的地理位置，它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随心所欲，不会受到任何其他国家的实际伤害”。
美国现在成了一个大国，不再是一个徘徊在世界事务边缘的羽翼未丰的共和国。美国不再因奉行中立政策而作茧自缚。它认为有义务让长期宣扬的普世道德发挥更广泛的地缘政治作用。当年晚些时候，西班牙帝国的古巴殖民地人民奋起反抗。这时，美国不愿看到反帝运动在自己的家门口被镇压，也认为美国展示大国能力和意志的时机已经到来，而且当时评判欧洲国家强大与否，其中一个标准便是看它们海外势力范围的大小。当1898年美国军舰“缅因”号不明原因在哈瓦那港爆炸时，美国民众普遍支持进行军事干预，促使麦金利总统宣布对西班牙开战。这是美国第一次在海外与另一个大国兵戎相见。
海约翰当时是美国驻伦敦大使，也是纽约市一位政治改革新星。几乎没有多少美国人想象得到，在这场海约翰致西奥多·罗斯福的信函中所称的“辉煌的小型战争”之后，世界秩序会发生如此巨变。美西战争仅仅三个半月之后，美国就把西班牙帝国赶出了加勒比海，占领了古巴，吞并了波多黎各、夏威夷、关岛和菲律宾。麦金利总统坚持用传统逻辑来为这一事业辩护。他理直气壮地把这场确立美国在两大洋的大国地位的战争描述为一项独特的无私使命。他1900年再次竞选的海报上打出的口号是：“美国国旗插到外国土地上，不是为了攫取更多的领土，而是为了保护人类的利益。”
美西战争标志着美国开始涉足大国政治，卷入它之前一直鄙视的争斗。从加勒比海到东南亚海域，美国的行动跨越两个大陆。凭借其规模、位置和资源，美国将成为最有分量的全球参与者。老牌大国现在需要仔细审视、不断测试甚至有时抵制它的行为了。它们彼此之间早就因领土和海上通道而争执不休，而现在美国的利益又冒了出来。
二、西奥多·罗斯福：美国成为世界大国
西奥多·罗斯福是第一位全面审视美国的世界角色的总统。他在政治上迅速崛起，当上了副总统，并于1901年麦金利遇刺后继任总统。他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博览群书、受过良好教育，而且见多识广、才华横溢。他刻意装出牧场工人的做派，其实比他同时代人以为的精明得多。罗斯福认为美国有幸继承了丰厚的政治、地理和文化财富，势必承担至关重要的世界角色，因此将成为最伟大的国家。他主要以地缘政治为基础考虑问题，追求一种对美国来说前所未有的外交政策理念。这种理念认为，伴随20世纪的脚步，美国将承担一种全球角色，类似19世纪英国在欧洲的角色：守候在欧亚大陆的近海，防范任何国家主宰这一战略地区，通过确保均势来维护和平。就像他在1905年就职演讲中所说：
的确，作为一个民族，我们要在新的大陆上为国家生活奠定基础……我们得到了很多，按理我们也要付出很多。我们对他人有义务，对自己也有义务，哪一项也不容逃避。我们成了一个伟大的国家。由于我们的伟大，我们不得不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我们的行为必须与一个负责任的民族相符。
罗斯福一度曾在欧洲接受教育，熟悉欧洲的历史（20多岁时便针对1812年战争中的海军撰写了权威性的论述性文章）。他与“旧大陆”的社会名流关系密切，精通包括均势在内的传统战略原则。他赞同同胞们对美国特殊性的评判，但他也深信，为了履行使命，美国需要走进这个不仅要靠原则，更要靠实力主导事态发展的世界。
在罗斯福看来，国际体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野心、自私和战争不只出自传统统治者愚蠢错误的想法，而美国可以打消他们这些想法：这一切都是人类社会的自然存在，需要美国有针对性地参与国际事务。国际社会就像边远地区的定居地，没有有效的警察力量：
陌生而野蛮的人群中会出现暴力，诚实的人必须保护自己。对人类有危险的人仍然手持武器，如果没有其他确保安全的手段可用，却让诚实的人放下武器，这不仅愚蠢，而且有违道德。
罗斯福在诺贝尔和平奖获奖演说中表达了这种实质上霍布斯式的分析，标志着美国已经背离了它认为中立立场与和平意图足以维护和平的主张。对罗斯福来说，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或不愿行动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它就别指望他国尊重自己的利益。
显然，罗斯福对主导美国外交政策思维的许多虔诚想法颇不耐烦。他得出结论，除非得到武力的支持，否则国际法方兴未艾的发展不会收到效果。裁军这个正在兴起的国际话题也只是幻想：
由于还不可能形成一种国际力量……去有效遏止恶行，一个伟大而自由的国家应有能力保护自身权利，若是自动放弃这样的实力，那不仅愚蠢，而且邪恶。没有什么比让自由文明的人们……主动放下武器，而让专制和野蛮全副武装……更加不公正了。
罗斯福认为，自由社会容易低估国际事务中的对立和冲突因素。他在致英国外交官塞西尔·斯普林·赖斯的信中，暗示了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念：
令人悲伤的事实是，最讲人道主义、最热衷于国内进步的国家，与不顾及他人利益的国家相比，往往趋向虚弱……
我憎恨和鄙视那种伪人道主义，它认为文明的进步必然意味着战斗精神的削弱，从而导致了先进文明被不先进的文明摧毁。
如果美国放弃战略利益，只能意味着更加好斗的国家将蹂躏这个世界，并最终破坏美国繁荣的根基。因此，“我们需要建设庞大的海军，不仅要有巡洋舰，也要有各类强大的战列舰，实力足以匹敌任何其他国家”，并且要表现出使用它们的意愿。
罗斯福认为新妓生传，外交政策是一门艺术：要灵活调整美国的政策，谨慎果断地平衡全球势力，使事态朝有利于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他认为美国地位独特（经济上充满活力，是唯一没有地区竞争者的国家，既是大西洋国家，也是太平洋国家），“可以利用地位优势掌握发言权，决定东西两侧大洋的命运”。美国可以保护西半球不受外来大国的侵扰，也可以插手干预其他战略地区，保持力量平衡，因而将崛起成为全球平衡乃至国际和平的坚定卫士。
这是一个令人瞠目的雄心勃勃的愿景，因为美国在此之前一直视孤立为它的典型特征，认为海军主要是海岸防御的工具。然而通过卓越的外交政策运作，罗斯福至少暂时成功地重新确定了美国的国际角色。在美洲，他比反对外部干预的“门罗主义”走得更远。他承诺，美国不仅要抵制外国对西半球的殖民图谋（他本人威胁说，为了阻止德国对委内瑞拉的觊觎不惜一战），也可以先发制人防患于未然。因此，他在“门罗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罗斯福推论”，大意是美国有权先行干预其他西半球国家的内部事务，以纠正不能容忍的“恶行或无能”。罗斯福阐述了如下原则：
美国的唯一愿望是看到邻国稳定、有序和繁荣。任何光明磊落的国家都可以获得我们的真诚友谊。如果一个国家显示，它懂得在社会和政治事务上如何高效得体地行事，如果它维持了秩序，履行了义务，它就没有必要害怕美国的干预。如果长期作恶，或者治国无能，导致文明社会之间的纽带全盘松弛，那么在美洲，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最终需要某个文明国家出面干预。因此在西半球，出于对门罗主义的坚守，在无法容忍此类恶行或无能的情况下，不管多么不情愿，美国可能都会被迫行使国际警察的权力。
就像最初的“门罗主义”一样，美国这次也没有与任何拉美国家磋商。“罗斯福推论”也充当了西半球的安全保护伞。自此之后，美洲以外的大国不能再在美洲使用武力消仇解恨。它们的行动必须得到美国的认同，因为美国赋予了自己维护秩序的任务。
支撑这一宏大理念的是新修的巴拿马运河。美国凭借运河得以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轻松调动海军，而不必长途航行至南美洲南端的合恩角。巴拿马运河始建于1904年，于1914年开通，使用的是美国的资金和工程技术，美国通过支持一场地方叛乱从哥伦比亚手中拿到所需土地，并凭借对运河区的长期租赁合约而行使控制权。运河会刺激贸易马宝璋，也会在本地区的军事冲突中赋予美国决定性优势。（如果美国不同意，它也可以阻止外国海军使用这一航线。）在美国强硬坚持国家利益的基础上，西半球的安全成为美国扮演世界角色的关键。
只要英国的海上力量依然占据支配地位，它就还会确保欧洲的均衡。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罗斯福表明，他愿意将他的外交理念运用于亚洲均衡，如果必要，也可用于全球均衡。罗斯福对此不存幻想，他所关注的是太平洋的均势，而不是俄国沙皇独裁专制的缺陷。用罗斯福的话说，沙俄这个国家“在东方一贯奉行反对我们的政策，其狡诈无法估量”。沙俄毫无阻挡地东进至中国满洲和朝鲜，对美国的利益不利，所以罗斯福起初欢迎日本的军事胜利。俄国舰队远道驶往亚洲，最后覆灭于对马海峡战役。罗斯福把俄国舰队的覆灭描述为日本“做了我们想做的事”。但当日本取得压倒性胜利，全面超越沙俄在亚洲的地位之时，罗斯福改变了主意。虽然他赞赏日本的现代化，但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开始把日本帝国的扩张视为对美国在东南亚地位的威胁，并得出结论称，日本有朝一日会“对夏威夷群岛提出要求”。
虽然罗斯福实质上支持沙俄，但他还是在遥远的亚洲调解这场冲突，突显了美国作为亚洲大国的角色。1905年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是罗斯福均势外交的典型体现。该条约抑制了日本的扩张，防止了沙俄的崩溃，达成了一种结局。用他的话说，俄国“将可以抗衡日本，双方可以相互牵制”。由于这次调解行动，罗斯福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美国人。
罗斯福没有把这一成就看作静态和平环境的降临，而是视其为美国发挥作用管理亚太均衡的开端。收到关于日本“主战派”的威胁性情报后，罗斯福打算让日本领教一下美国的决心，但是要以极其微妙的方式。他派出16艘军舰进行“环球演练巡航”，对外国港口进行友好访问，意在提醒人们美国现在可以向任何地区部署强大的海军力量。他把军舰涂成白色，号称“大白舰队”，象征这是一次和平任务。他写信给儿子称运动会赞词，展示武力的意图是警告日本的好斗派，从而以实力实现和平：“我不认为会与日本交战，但我的确认为发生战争的概率很大。所以建立这样一支海军，不让日本有任何希冀战胜的侥幸心理，从而确保不发生战争，这显然是明智之举。”
罗斯福一方面向日本大规模展示美国的海军力量，另一方面对日本最大可能地以礼相待。罗斯福告诫舰队司令，要威慑这个国家，但要尽其所能避免触动它的敏感神经：
我知道不需要叮嘱你，但还是希望你在日本的时候，要尽力确保我们的人不做任何出格的事情。在东京或日本其他地方，如果你给士兵放假，切记只批准那些可以绝对信赖的人。不能让日本猜忌我方傲慢无礼……在这种特殊条件下，宁愿我们受到污辱，也不能污辱别人，除非损失军舰。
用罗斯福最喜欢的谚语说，美国应当“说话温和，手持大棒”。
在大西洋方向，罗斯福主要担心德国不断增强的实力和野心，尤其是其庞大的海军建设计划。如果英国的制海权随之动摇，那么英国维持欧洲均衡的能力也会受到动摇。他认为德国正在逐渐压倒邻国的抗衡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已经退休的罗斯福呼吁美国增加军事开支，及早参战，支持英国、法国和俄国等协约国，以防威胁蔓延至西半球。1914年，他致信美国的一位德国同情者，说道：
难道你不认为，如果德国赢得这场战争，粉碎了英国舰队，摧毁了大英帝国，不出一两年，它就会坚决要求在南美洲占据主导地位吗？……我认为德国会的，实际上我知道它肯定会的。我曾经与一些德国人交谈过，一旦谈得热络起来，他们都会近乎无所顾忌地坦率接受这个观点。
罗斯福认为，正是大国之间雄心的碰撞，决定了世界秩序的最终本质。对追求自身利益并能维持可靠威慑力的自由国家来说，只有取得地缘政治胜利，人类价值才能得到最好的维护。它们在国际竞争的摩擦中占据上风的地方，文明就会得到有效传播和加强。
对于国际上善意的空洞渴求，罗斯福基本上持怀疑态度。他断言，对于美国来说，面对顽固的反对势力，只做出冠冕堂皇的原则声明，而没有能力采取行动，往往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们要言出必行。”当实业家安德鲁·卡内基敦促罗斯福推动美国积极参与裁军、保护国际人权时千只眼，罗斯福援引了考底利耶也会赞同的一些原则，回答道：
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对伟大、自由的人民来说，让暴政和野蛮全副武装，而自己软弱无能，将是致命的。如果有某种国际警察体系，这样做还算稳妥，但现在没有这样一个体系……我不愿虚张声势、口出狂言、威胁恫吓，却言而不行。
假如罗斯福的继任者信奉他的理论，或者他赢得了1912年的选举，美国可能已经加入了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秩序体系或某种与其相似的体系。如果事态这样发展，几乎可以肯定美国会遵循欧洲均势（按照日俄战争后签订的条约的原则）尽早结束“一战”。德国被打败，但会对美国的宽厚心存感激，同时美国还会在德国周边驻有足够军队，防止它未来采取冒险行动。这样的结局很可能会改变历史进程，防止欧洲文化和政治自信的毁灭，不会让流血事件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然而，罗斯福去世了，他虽然是一位备受尊敬的政治家和环保主义者，却没有创立任何外交政策学派。在公众或总统继任者中，他都没有培养出重要的追随者。而且罗斯福也没有赢得1912年选举，因为他与在位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分散了保守派的选票。
罗斯福本想通过竞选第三任来维护他的遗产，但不可避免地失去了留下遗产的机会神偷保镖。传统至关重要，社会发展不会摆脱历史，也不会信马由缰，但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偏离先前的轨道。伟大政治家的行为会以这个范围的外沿为限。如果不及外沿，社会就会停滞；如果超出这个极限，政治家就会失去影响后人的能力。西奥多·罗斯福正是在社会承受力的绝对边沿上游走。没有了罗斯福，美国外交政策又回归对山巅的光明之城的憧憬，不参与地缘政治平衡，更不必说主导地缘均势了。不过，罗斯福尚在世时，美国阴差阳错地扮演了罗斯福所设想的领导角色。但是美国这样做却是为了捍卫罗斯福曾嘲弄的原则，而且是在一位罗斯福鄙视的总统的领导下。
（未完待续，关注书虫子，做思想体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