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到武汉动车时刻表丙午、丁未之年的陈寅恪与金庸-刘国重的读金时代

丙午、丁未之年的陈寅恪与金庸-刘国重的读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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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
写出此文，如有目的，不是比较，是对照。试图考索上世纪60年代华夏文化被连根铲除时陈、金二氏相似的反应。
或者有朋友会认为将陈、金并提，亵渎了“他的”陈先生。没办法。只能说，俺不是故意的。
将陈、金并提，之前已有，正好拉来挡箭。余英时先生写《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
“时时想起金庸的武侠小说。不禁想到王重阳留下的天罡北斗阵，更想到金蛇郎君在华山洞中留下的‘重宝秘术，付与有缘。入我门来，得祸莫怨。’……我既‘有缘’入了陈先生之‘门’发现他留下的‘重宝秘术’，即使惹祸招怨，也顾不得了。”（原载《明报月刊》一九八四年七八月号）
陈寅恪先生是纯粹的学者，金庸却是沾染了铜臭气的文化商人，想来陈先生必是羞与为伍？又未必然。陈先生尝言：“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之外，另谋求生之地，经商最妙。”
一
陈寅恪先生自幼喜读小说，唯独厌恶弹词小说之“繁复冗长”，有时也会翻看，略知内容大意，“辄弃去不复观览”。后陈先生游学欧美，读《罗摩衍那》《伊里亚特》等史诗巨构，觉“其构章遣词，繁复冗长，实与弹词七字唱无甚差异”。一九五四年，陈先生《论〈再生缘〉》，推崇这部弹词小说“乃一叙事言情七言排律之长篇巨制”，元稹对老杜排律“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属对律切”的考语，陈寅恪先生认为《再生缘》同样“实足当之无愧”，杜甫的排律最长千余字，而《再生缘》全书近百万言，二者“更不可同年而语矣。”
至于“这部弹词小说可与古希腊史诗印度史诗相媲美”，是后人的发挥，不是陈先生原话，怕也不是陈先生本意。
弹词小说自有其先天性的缺陷，如“繁复冗长”，但此一缺陷，《伊里亚特》、《罗摩衍那》等大史诗无不具有。如《再生缘》终竟未达史诗高度，盖由多种因素促成，其成就受“弹词小说”这一文类的限制，既非唯一原因，也不是主要原因。
“弹词”与“二人转”，同一性质深深仙缘，固为民间所喜闻乐见，而在士大夫眼中，完全不上台面。陋儒因此而无视《再生缘》，大儒陈寅恪则独加青眼，甚至将其与中西文学的无上经典杜甫诗作、荷马史诗等量齐观、度长絜大，不禁让郭沫若氏困惑不已，“我没有想出：那样渊博的、在我们看来是雅人深致的老诗人却那样欣赏弹词。”
几百年来，人们对《三侠五义》等“武侠小说”的评价，要高于弹词小说，也仅略高一许，要之，同归于“俗”。陈寅恪先生对《儿女英雄传》评价却是甚高，多次将这部武侠小说与《红楼梦》做比照，“有《儿女英雄传》一种，殊为例外。其书乃反红楼梦之作，世人以其内容不甚丰富，往往轻视之。然其结构精密，颇有系统，转胜于曹书。”
“武侠小说”本来就是一个很空泛的概念，当一部作品优异至极，尤其不是简单的某一文学形式所能罩住的，不像了。
最好的“武侠小说”，兼具武侠、历史、言情、世态之美，呈现的是亦史亦诗亦剧亦传奇的格局。
将《水浒传》、《儿女英雄传》、《鹿鼎记》三书置于一处，哪个更像、哪个更不像“武侠小说”？
浅识者轻看《再生缘》，其思维，恐怕是出于一种最简单的三段论：[一]弹词小说下里巴人，没有价值。[二] 《再生缘》是弹词小说。[三]因此：《再生缘》毫无价值可言。
要论学问才识，袁良骏、易中天等人恐难与陈寅恪方比，唯独在小说鉴赏品味之“高雅”上，胜出寅恪先生多多许。他们对金庸小说的否定，同样是最朴素的三段论：[一]武侠小说不行。[二]金庸写的是“武侠小说”。[三]因此：不行！
《再生缘》作者陈端生的祖父，陈句山老头，“深鄙弹词之体”。陈寅恪赞叹道：“此老迂腐之见囿于时代，可不深论。”
今日那些自命风雅而“深鄙武侠之体”并为此沾沾自喜的大人先生们，所体现的是否也是一种“囿于时代”的陋儒之见平子知歌？
不可说，说不得。
俺不说。
二陈寅恪有诗，题为《乙酉八月听读张恨水著水浒新传感赋》。“乙酉”当为1945年，当年正月起始，陈先生目力渐失，书籍只得倩人代读，这就是诗题中的“听读”二字之所由来。这种逼不得已的读书法，必然大耗陈寅恪及诵读者的时间精力。当此境遇，“那样渊博的、在我们看来是雅人深致的陈寅恪”，选取精读的作品，居然是通俗作家张恨水的小说。张恨水一般被认为是“鸳鸯蝴蝶派”的殿军，也可说是“集大成者”。他在世人眼中，也只好算是一个“通俗”的“畅销书作家”，不入流品。其生平撰述，多数“言情”，也写过数部武侠小说。
陈、金二氏，在学问上的差距确然是大的，但金庸在别一领域——小说创作——上同样取得了绝大成就，二人各有所长。把陈先生与一位“通俗小说家”并举，自知必将招致“雅人”们的恶感，罪名：亵渎大师！有人本能地认定陈寅恪会像他们一样的“高雅”甚或更“雅”。而观乎陈先生对《再生缘》、《儿女英雄传》、张恨水小说的态度，陈先生未见得肯消受这份雅意。
几乎同时，钱钟书也嗜读张恨水的“通俗”小说。据抗战时期与钱先生同在西南联大的劳陇回忆：“钱先生当时特别喜欢看张恨水的小说，有一次他问我有没有《春明外史》，我说没有，于是两人就一起去旧书摊找这本书。”
仅仅是我个人的猜想：百年后的文学史上，张恨水的地位，起码不低于巴金。于此，我欣赏的是夏氏兄弟的眼光。夏志清先生晚年再次强调：“我评论《玉梨魂》的时候就说红鳞蒲桃，当时的文字已经非常好了，后来的新文学反而退步了。”夏济安先生态度比乃弟更明确：“清末小说和民国以来的《礼拜六》小说艺术成就可能比新小说高，可惜不被人注意。”　
徐枕亚、张恨水、环珠楼主、王度庐、刘云若诸“通俗”大家的文学成就要获得真正公允的评价，恐怕还需要百年时间。
总体上，纯文学作家之创作态度，确乎较通俗作家更严肃，更认真，却也不好一概而论。把全数通俗作家一律假定为名利之徒，同时断定所谓的“纯文学作家”无一例外都是高尚之士，这样的决断，我总觉得可疑。
两者相去，不是天差地别。俗文学作家写书为了“出名”，写“纯文学”又何尝不能“出名”，所得名声更冠冕些罢了。俗文学作家出书要赚钱，可谁要少给了纯文学作家稿费，他还不照样义愤填膺、拍案而起？
假设某一个有才气的作者，出于功利性目的而从事著述，写作“纯文学”所能获得的“功利”，只怕还在创作“通俗小说”以上，可以获得更大社会承认，可以堂而皇之做教授称学者，也不难弄个“学官”做。
1933年的鲁迅，已经有“近十年来，文学家的头衔，已成为名利双收的支票了”的结论。那时代，好意思顶着“文学家头衔”的，难道是张恨水、顾恺然这样的“通俗小说家”？
“俗文学作家”一大罪状为“迎合读者”，这个，我们又不是他本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怎么好断言其人总是有此动机，只是有此动机？如果这种猜想能够成立，那么为读者勾勒出一整个“美丽新世界”面貌的纯文学作家，是不是也可以被断言是在“迎合”涉世未深的热血青年？
寅恪先生所言“无自由之思想则无优美之文学”，才是关键。“商业性”可能损及文学成就，不是很严重的。
陈先生自然没读过金庸小说，不过，大陆上第一篇对金庸的武侠小说给予很高评价的文章，正是陈先生再传弟子章培恒先生所作。章培恒先生就以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他的写作要么自娱，要么去赚钱，但都不影响其写出优秀的作品。杰里韦斯特”
张恨水的小说，不容讳言，很有一点“商业性”的，而陈寅恪先生并未因之摒弃不读。张恨水的“通俗”小说，在陈寅恪先生眼中，也算得“优美之文学”？
在《说钱论金——兼谈雅俗》文中，我曾讲过：“钱钟书这样的大雅君子，真正的通人反而不会因为一部作品的‘通俗’与‘畅销’而加以鄙薄讥诮，他更看重作品本身的实际成就，不纯以其出生的高雅或通俗来臆断作品价值的高低。”钱钟书如此，余英时这样，在陈寅恪，亦复如是！
至于那些仅仅因为某部作品“通俗”而不屑一顾的自命“雅人”，钱钟书《论俗气》谈到一种“求雅而得俗的矛盾现象”——“这种现象是起于不自然的装腔作势；俗人拼命学雅，结果还是俗。”
任何人不得有免予被批评的特权，金庸也不例外。任何人都可以批评金庸，王朔也不例外。由王朔这样“大雅”的大作家出头，嗤笑金庸“大俗”，所产生的喜剧效果，才足以惊人。
王朔是最具幽默感的现世作家，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三
凭藉甚么，金庸小说竟得全球华人读者如此垂青、喜爱？金庸本人的说法：
“中国近代新文学的小说，其实是和中国的文学传统相当脱节的，很难说是中国小说，无论是巴金、茅盾或鲁迅所写的，其实都是用中文写的外国小说。实际上，真正流传下来的中国艺术传统，就好像国画那样，是根据唐、宋、元、明、清一个系统流传下来，和外国画完全不同……在中国小说方面，自五四以来的小说都不是传统的中国小说。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武侠小说会这么受欢迎？当然其中原因很多，不过，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为武侠小说是中国形式的小说，而中国人当然喜欢看中国形式的东西。”
这话很容易遭人误解，以为金庸持“文化保守主义”甚力而完全排斥外来文化影响。
不是的。
照我理解，金庸反感反对的是“食洋不化”，邯郸学步竟致“失其故步”。而金庸（及张爱玲）所践行的，与陈寅恪先生“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之见暗合。
我不认为金庸所受西方文化影响较之新文学的小说家们更弱。
金庸的文学成就高于茅盾、巴金，因为他“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也高于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因为金庸更多“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
金庸小说的结构远较还珠等人完满，得益于西方文学的滋养，他以人物而非故事为主来构思小说，尤其得力于西方文学影响。
沈西城曾对金庸言说，“我看你的武侠小说，发觉有着浓厚的章回小说的味道，但是情节却悬疑诡秘，而且构写方面，也颇有心理描述……”金庸举起手，打断了他的话，自己接上去：“对，我年轻时，很喜欢看《水浒传》《七侠五义》一类通俗小说。到了大学，又接触到西方小说，当然也看过不少侦探小说，觉得写武侠小说，只靠一种手法是不行的。最好能多变。换言之，若能把中西写作技巧融会起来，就好了。不过，我并不主张行文欧化，但西方技巧是可以借用的。”沈西城由此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的确做到了这一点。文字是纯中国式的，技巧很明显有些是沿袭自西方，但经过金庸的巧妙安排，读者们已不察觉而极容易将之消化。”
“梁羽生是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则较重”，这是梁羽生先生的看法。梁先生注意到了金庸所受西方影响，却又走入另一极端，似乎金庸对传统文化甚是淡漠。实则，除了诗词对联，金庸在“旧学”上的修养，远高于梁先生。
四
陈寅恪嗜读张恨水小说，对于当年喧嚣风光的“新文学”，反而未置一词。
陈寅恪亦反感“食洋不化”：
“尝谓吾国小说，大抵为佛教化。六朝维摩诘故事之佛典，实皆哲理小说之变相。假如后来作者，复递相仿效上海到武汉动车时刻表，其艺术得以随时代而改进，当更胜于昔人。此类改进之作品，自必有以异于感应传冥报记等滥俗文学。惜乎近世小说虽多，与此经有关系者，殊为罕见。岂以支那民族素乏幽渺之思，净名故事纵盛行于一时，而陈义过高，终不适于民族普通心理所致耶？或谓禅宗语录并元曲中庞居士及其女灵照故事，乃印度哲理化之中国作品，但观其内容，摹拟过甚，殊有生吞活剥之嫌，实可视为用中国纺织品裁制之‘布拉吉’。东施效颦，终为识者所笑也。”（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
陈寅恪经常借古说今，这段话是否也有微讽新文学“摹拟过甚、生吞活剥、东施效颦”的用意在？吾人不敢断言一定没有。
五
金庸曾对着池田大作回忆起自己上小学时，
“有一位姓傅的老师，特地借出他珍藏的《小妇人》、《好妻子》、《小男儿》三部书给我阅读。这三部书的译者郑晓沧先生是美国留学生，是我故乡海宁的出名文人，大家以他为荣，因此，这三部外国书在我故乡竟相当流行。”（《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87页）
郑晓沧先生算不得很有全国影响力的文人，已经让海宁家乡父老以及金庸钦慕至此，他们对海宁第一大儒（也是海内第一大儒）的王国维先生又当是何等态度？
金庸小说关注各边地少数民族，我很怀疑是受王国维先生的影响——影响不见得很大，多少总有的。
附录于《射雕》之后的《成吉思汗家族》《关于“全真教”》两文中，金庸都提到过王国维先生。
09年，金庸接受《时代周报》采访，谈到：“海宁地方小，大家都是亲戚，……王国维的弟弟王哲安先生做过我的老师。”
金庸把对乡贤王国维先生的关注扩展及于陈寅恪，应属顺理成章之事。
金庸前些年到剑桥读书，自称“志在求学，而非为求学位”。他所敬重的王国维、陈寅恪、钱穆等均是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学识渊博，但均无硕士，博士学位。金庸表示，他特别崇尚陈寅恪的一句名言：“不求学位，只求学问”，他将追随前辈，明志求学，广学博闻，以增见识。
六金庸当年被北大授予名誉教授时，金庸在演讲中将外族入侵与民族复兴联系起来，对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称中国历史上七次大的危机，同时也是七次大的转机。据说他在西方某大学做此演讲时大获好评，金庸也自称那些教授们“觉得我的观点比较新”。对此，陈平原先生认为：“可在北大演讲时，则未见大的反响，主要原因是，关注种族冲突与文化融合，乃史学家陈寅恪一以贯之的学术思路，其入门及私淑弟子周一良、唐长孺以及众多再传弟子，对此均有很好的发挥。……对金庸的史学修养，不应估价太高。”
自忖我绝无评判金庸（以及高阳）与学院派文人学养之高下优劣的眼光和识力。这种眼光、识力或许陈平原有，或许陈先生也未见得有【注1】，所谓“不应估价过高”，不过是囿于门户之见的想当然尔。
金庸尚不至于剽窃周一良唐长孺的论述，在北大卖弄。他，还有“西方某大学的那些教授们”，只是对大陆史学界的状况不了解罢了。这也难怪，“竹幕”内外，彼此悬隔。再则，“新北大”30年，学术上乏善可陈，真正有价值的文字，也不是没有，读过一百篇，能见到一二篇可读的，不是圈内人，谁耐烦读它？
金庸与周一良等人，得出相似的结论，因为他们系出同源，又殊途同归。——金庸，亦可算得寅恪先生的“私淑弟子”。
2001年，金庸在南开大学接受记者访问。问：“您喜欢或者崇拜的老师有哪些人？”金庸答道：“那就举不胜举，但兴趣比较集中在历史方面。我曾说过有四位历史学家，中国两位一品兽妃，一位陈寅恪先生，一位钱穆先生；……我当他们是老师。”
还是2001年，金庸在中山大学，又谈到：“陈寅恪历史修养高，功底深，是学界模范，品格也高；……陈先生是我最佩服的一位学者，学问那么好，我就是学一生一世也来不及了。”
（只）相对于陈寅恪、王国维这样的民国大学者，对金庸的史学修养，确实“不应估价太高”，但不妨碍金庸追随前辈大师的脚步。
“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末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於全世界，佛教亦纯正。”（《吴宓日记》一九六—年八月三十日）这话，对金庸也不是完全不适合的。金庸恪守“中国文化本位论”，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而佛教亦纯正。
金庸晚年仍是坚称：“我对传统文化是正面肯定的，不会感到虚无绝望。”
金庸因为对满清政权治绩的肯定而遭网上不少人痛骂，实则，肯定满清一朝哪里是金庸的专利，孟森、余英时、唐德刚、柏杨等人，都与金庸观念近似。
陈寅恪先生，亦在其中。
金克木先生指出：“陈寅恪在论李唐氏族时曾说：‘盖以塞外新鲜之血液注入中原孱弱之躯’，以此解说唐代之盛，实际也影射清朝前期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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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2003年，新世界出版社为陈平原先生出版的《文学的周边》一书，第一篇文章，是《文学的北京》。此文开篇第一页，即出现了这样的字句：“从公元1153年金中都建成……到现在为止，除掉中间的二十多年，即公元1927—1949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把北京改为北平，其他时间，北京都是国都。”陈先生居然不记得明初建都南京而非北京的历史，可能是偶尔失误，却是很不该的失误。看来，对陈先生的史学修养，实不宜估计过高。尤其，夜郎自大
七金庸预测精准的《明报》社评，向来为世人所重。
陈先生自然不曾也不会去办报纸写社评，但是，他对时世推展的预测能力未见得就低于金庸。
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引李潢语：“其对国家民族爱护之深与本于理性，而明辨是非善恶之切，酒酣耳热，顿露激昂，我亲见之，不似象牙塔中人”。而在吴宓心目中，陈寅恪不止是一个学富五车的学者，还是一个“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的卧龙式人物。诗集中两用“读史早知今日事”，三用“食蛤哪知天下事”，都隐隐地流露出卧龙式的自负。依吴宓的介绍，陈寅恪并不是时下想象的埋头书斋的考据家而是洞察幽微知晓天下事的卧龙式人物，“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
近世华夏，险些做了俄苏文化的殖民地，一如陈寅恪挚友吴宓先生所言：
“宓幼在宏道，尊事日教员；少入清华，尊事美教员；皆无如今日尊事苏俄教员之甚者。昔来尚有讥弹，今则全国一致，上下争为媚悦，无敢自觉其为中国人者。……今日者，其但社稷不存，中国之文字乃真亡矣。”
既然陈寅恪与金庸都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论”，他们不约而同的对俄罗斯的厌恶就不难理解了。
在《乙酉八月听读张恨水著水浒新传感赋》诗中，陈寅恪写道：“谁结宣和海上盟，燕云得失涕纵横。花门久已留胡马，柳塞翻教拔汉旌。妖乱豫么同有罪，战和飞桧两无成。梦华一录难重读，莫遣遗民说汴京。”
所谓“宣和海上盟”指的是北宋在宣和元年，与金国订立“海上之盟”共同攻辽。其时辽国已在强弩之末，在宋、金联手打击下迅即覆灭虎烈拉。在攻辽过程中，宋王朝的虚实却也尽为金人窥知。宣和七年，金军南下攻宋。靖康元年汴京城破。次年三月，金军驱掳徽、钦二帝北返，北宋亡，史称“靖康之变”。靖康元年为丙午年，又称“丙午之耻”。
陈寅恪诗作，向来参用“古典”与“今典”，有“隐语”与“暗码”藏焉。即以此诗为例，其中宣和、刘豫、杨幺、岳飞、秦桧、《梦华录》、汴京等等语汇皆与宋代有关，同时，又无一字不在指涉时事。
前此百年，林则徐便已警觉祸乱华夏最烈者，不是倭贼帕杰罗速跑，必为北极熊无疑。而1945年中、日、俄三国情势与800年前宋、辽、金的状况极其相似。于此，陈寅恪深致忧虑。以后国内情势演进，可悲地印证了林则徐、蒋先生、陈寅恪的先见之明。
熊性难改，以前如此，将来也必如此，俄国目前国力尚弱，若其一旦崛起，对中国的威胁远大于其他任何国家。我们让这头熊坑、咬的还不够吗？
1953年，陈寅恪作《咏黄籘手杖》，“…擿埴便冥行，幸免一边倒。……支撑衰病躯，不作蒜头捣。”从这首诗，不难看出陈先生对“一边倒”的丽春院式的政策态度如何了。
何平《侠义英雄的荣与衰》认为金庸小说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强烈的汉族中心主义”。而“《鹿鼎记》中对旧俄的描述，除金庸一贯的诙谐穿插其中、尚可称道外，其余乏善可陈”。何平对此的解释是金庸对其他民族的“文化状态和文明成果缺乏细致观察、深人体会的耐心和推己及人、对等平视的姿态，多少取一种猎奇态度”，这些我无不同感，但金庸创作《鹿鼎记》时的国际情势却为何平先生忽略未察。1969年10月24日，《鹿鼎记》起始在《明报》连载。同年3月，中俄发生了“珍宝岛战争”。《鹿鼎记》在报上连载了两年，这两年中，中俄全面战争随时可能发生。当局也拟师老蒋故智，放弃北方，迁到南方四川等地长期抗战。近些年，随着美、苏档案陆续解密，已经可以断定在1969年，北极熊做好了对中国使用原子弹的一切准备，后来慑于“苏联一旦对华使用核武，美国决不会坐视不理”的最强烈警告，这才临时缩手。
金庸多次讲过：“在写《鹿鼎记》这本书时，我经常想起鲁迅的《阿Q 正传》所强调的中国人的精神胜利。”他本人以侮慢讥嘲的态度刻画“旧俄”，是因为切齿痛恨“新俄”。却也算是“精神胜利法”的具体实践。自《尼布楚条约》之后，中国与俄人每打一次交道，从来都是上当、吃亏、受辱的结局。写作《鹿鼎记》时，国土更随时可能遭受熊掌践踏。此时金庸浓墨重彩描述200年前那次中国对俄战争、交涉的胜利，不奇怪。
“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了！你算是什么东西！”（《阿Q正传·优胜记略》）
金庸阿Q ，仍不彻底。无中生有捏造出一个勾结取媚俄人的“神龙教”，给辉煌胜利投下一抹阴影，莫不是要验证某罗刹大佬的名言“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八
陈寅恪诗作，与金庸小说，在同一个时代写作，而存在微妙的相通之处。金庸读过陈诗【注1】？未读陈诗？因读过而相通很正常，没读过而相通，其实更正常。
诗人原是“时代的传声筒”，这话，有点酸，有些老套，并且过于绝对化，仍自有它的道理在的。
“无力正乾坤”！杜甫写出的，不是他一个人的心声。杜诗“诗史”之谓，因他记载了当时物质世界变动的历史，更是写下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心灵史”。
金庸殷寻，不以诗人名世，但不妨碍他的一句诗写出那一个时代独立思想者的心声。
金庸1961—1963年《倚天屠龙记》：“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唯善除恶,唯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不是金庸一个人这样想这样写这样说。
金庸小说，尤其后期作品中，弥漫着的那种“无力感”，是金庸个人的，也是时代的。
同一时期，林昭《1965年3月7日再题》：“残喘赘疣，夙愿取义。敢谓成仁，自云知耻。立身敦品，千秋清议。生也何欢，大节正气。三军罢帅，匹夫励志。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日月经天，江河在地。君王不谅，有死而已。”
这样的时代心声，传导下去，又20年。
钱理群先生回忆：
“有一个时刻我陷入了极度的精神苦闷之中，几乎什么事不能做、也不想做，一般的书也读不进去；……有一天，读《倚天屠龙记》，当看到‘生亦何欢，死亦何苦，怜我世人，忧患实多’这四句话时，突然有一种被雷电击中的感觉：这不正是此刻我的心声吗？于是将它抄了下来，并信笔加了一句：‘怜我民族，忧患实多’，寄给了我的一位研究生。几天后，收到回信，并竟呆住了：几乎同一时刻，这位学生也想到了金庸小说中的这四句话，并且也抄录下来贴在墙上，‘一切忧虑与焦灼都得以缓解……’这种心灵的感应，我相信不仅发生在我和这位学生之间，发生在我们与作者金庸之间，而且是发生在所有的读者之间：正是金庸的小说把你，把我，把他，把我们大家的心灵沟通了，震撼了……”
一位伟大的学者如陈寅恪，和一个“通俗”的小说家（例如张恨水），也会有心灵相通的一刻？
似曾有过。
1945年，陈寅恪住院治疗眼疾，经常要他的学生李涵念报或读小说，尤爱听张恨水的小说，“每听到小说中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时，就为之蹙然不乐，很动感情。”照陈先生女儿陈琉求的理解，“他很愿意听张恨水的小说，我想不仅是因为小说中着重描述他无限思念的北京城，深切同情穷苦百姓，更是对抗击外侮的民族精神有所共鸣”。
这两则资料，我从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抄出。
胡文辉，笔名“胡一刀”。
胡一刀先生2001年写有一篇短文，《金庸与韦小宝》：
“检点海内外在世的中国文化人物，在我心目中，登峰造极者有三人：金庸，余英时，罗大佑。他们的大师地位，虽未盖棺，已可论定。……金庸自１９４８年南下，风云际会四十余年，一手论武，一手论政，两手都够硬，在文学史与新闻史上皆成就不朽之业。……所可惜者，身为多寿多金的社会贤达，晚年的金庸未免凡心不定，思想未能精进，政见每多保守。……金庸曾在令狐冲身上寄寓了他个人的政治理想。在华山朝阳峰上，任我行大兵压境之际，令狐冲不仅不同意让恒山派并入日月神教，更拒绝了神教第二把手的高位，既不为权势所屈，亦不为权势所惑。金庸本人去令狐冲可谓远矣。早在八十年代末，香港已有人评论金庸：‘在忧患中能保持清晰的判断和危机感，并有所承担，在安乐中却不能自持，包括对待权力的诱惑。’可见富贵不能淫，尤难于威武不能屈。令狐冲只是理想，金庸才是现实，笑傲江湖只是理想，揖让侯门才是现实，这是世事人情的无奈。金庸二字，金是文化上的，庸是政治上的。他不是令狐冲，倒近乎韦小宝了。”
谬托知己，我对金庸（及余英时、罗大佑）的评价，与胡先生完全一致。
正为叹赏金庸早年的成就品格，才会无限叹惋他的晚年【注3】。
1929年寅恪先生作《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强调：“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1953年陈先生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再次申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
脱出“俗谛桎梏”，谈何容易？
【注2】陈寅恪《论再生缘》50年代便已流传香江，1954年出现了手抄本，1958年，香港友联图书编译所正式出版是书。1958年12月，余英时先生发表《陈寅恪先生〈论再生缘〉书后》。金庸对自己乡贤王国维的至交陈寅恪的这篇文字完全漠不关心的可能性不大。尤其“友联图书编译所”的创办人司马长风后来加盟《明报》，与金庸相知有素。
如金庸读过《论再生缘》，就应该读过一些陈寅恪的诗作。“《论再生缘》所附载的诗，上起1931年，下迄‘听读《再生缘》的1953年。”（余英时《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
陈先生其它诗作，在五六十年代零星地流传至香港的可能性也相当大。梁羽生记述：“六十年代的某一年，我和他（指陈先生的弟子金应熙）在香港相遇，他说‘你对李义山诗还有兴趣吗？我给你看一首寅老写的《读义山马嵬诗有感》……”
【注3】傅国涌《金庸传》摘录过胡文的后半，将前面几句话刻意省略了，很容易造成“胡文辉彻底否定金庸”的误会。
九
金庸晚年表现，实在让人感到丧气。而其血性，仍未全泯。赵公辞世，金庸悲不自胜，当众洒泪，有郑思肖遗风。
2001年，金庸又想起了陈寅恪。当年5月26日，他在天津观看京剧汇演，见有一位“样板戏”大师登台，金庸即时退场，对记者表示：“学问好不好不重要，人品要紧，要有风骨。文革时看到很多人向权势跪下来磕头，这种人学问再好也没用。陈寅恪先生就讲，做学问最重要的是人品，要讲真话。”
陈寅恪诗《乙酉八月听读张恨水著水浒新传感赋》所涉及到的北宋灭亡一事，发生在“丙午”、“丁未”之年。宋靖康元年，东京城破，是年为“丙午”年。靖康二年，徽、钦二帝北狩，为“丁未”年。非常古怪，每逢这两个年头，神州例必有奇祸。隔我们最近的“丙午”、“丁未”年，就是“战斗的1966盛泽人才网，疯狂的1967”。当年金庸甫届四旬，正当不惑之年，这荒诞疯狂的“丙午”、“丁未”却是金庸一生最光彩的两年，1966年他创办了完全不营利（赚到钱就再投入）而具浓重自由主义色彩的《明报月刊》，1967年，他开始创作未必文学价值最高但绝对最见光彩“如烛如金，煜煜照人”的《笑傲江湖》。1966到1967年，金庸《明报》社评揭示了权力斗争的本质，或早出数月，或早十年，准确预言了刘、林、江、邓的最后结局……
金庸曾“看到很多人向权势跪下来磕头”，当然也集中在这二年。1966（丙午）年（5月6日，金庸发表社评：《郭沫若认错求饶》，郭老为今朝“开国文臣之首”，他在1966年担当的角色，就是鲁迅曾歌颂过的“头羊”。理解了这一点，才不会奇怪金庸1975年的《射雕英雄传·后记》出现以下文字：“宋濂是明初有大名的学者……号称明朝开国文臣之首。但明人治学粗疏，宋濂奉皇帝之命主持修《元史》，六个月就编好了……《元史》中的错误百出。但宋濂为人忠直有气节，决不拍朱元璋的马屁，做人的品格是很高的。”郭老之“治学粗疏”，面对宋学士应无愧色，至于气节、品格？不谈也罢！
陈寅恪曰：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
那年月，金庸生活在殖民地香港，所承受的压力，比内地学者小多了，可也曾遭遇暗杀威胁，让人列为第二号目标，香港左派勇士们认定的第一号暗杀目标林彬已经被他们活活烧死了，金庸也曾与死亡擦身而过。
60年代初娱乐大丈夫，因为对“大跃进”“造核武”等政策不满，金庸几乎孤身与香港左翼报纸论战，因而在1964年创作的《天龙八部》中多次出现“虽千万人吾往矣”字样。同理，只有明瞭1967年（丁未年）金庸的《笑傲江湖》是在暗杀的阴影下完成的，我们才能更深入了解把握这部作品。
金庸为明河版《笑傲》第四册选取郑板桥画《竹》为插图，郑氏自题画:“不过数片叶，满纸都是节”基诺维亚。《笑傲江湖》同样“满纸都是节”，在尊严扫地之时，标举尊严；在气节陵夷之地，为气节招魂。我想，这才是《笑傲江湖》的真正题旨所在。
这一意义上，我认为，金庸六七十年代写作《明报》社评以及《笑傲江湖》，与陈寅恪先生晚年写下那些“欠砍头”的诗作及《柳如是别传》，同一怀抱。
十
“吃菜共归新教主”，寅恪诗向来参用“古典”与“今典”，此诗所隶“古典”，显然是指被民间称为“吃菜事魔”的“魔教”，也就是《倚天屠龙记》描写的“明教”，至于“今典”为何？“新”字何解？哪个“教”的“新教主”？这些问题，今日我还参详不透。
1966年《丙午元旦作》有句云：“一自黄州争说鬼，更宜赤县遍崇神。”次年（丁未年），金庸写作《笑傲江湖》，就有所谓“日月‘神’教”在。
而读陈先生“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句，更不难联想到《笑傲江湖》中的上官云等人：
任我行心下暗自嘀咕：“江湖上多说‘雕侠’上官云武功既高，为人又极耿直，怎他说起话来满口谀词，陈腔烂调，直似个不知廉耻的小人？”……盈盈笑道：“爹爹，咱们要混上黑木崖去……更要紧的，却得学会一套黑木崖上的切口，否则你开口便错……上官叔叔说的甚么‘教主令旨英明，算无遗策’，甚么‘属下谨奉令旨，忠心为主，万死不辞’等等，便是近年来在黑木岸上流行的切口。这一套都是杨莲亭那厮想出来奉承东方不败的。他越听越喜欢，到得后来，只要有人不这么说，便是大逆不道的罪行，说得稍有不敬，立时便有杀身之祸。”
十一
1952年陈寅恪《偶观十三妹新剧戏作》：“涂脂抹粉厚几许，欲改衰翁成姹女。满堂观众笑且怜，黄花一枝秋带雨。”同年，又有诗作《男旦》：“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波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
刘再复对此诗如是理解：
“人格扫荡的暴风骤雨不仅把知识者的头颅全部压下，而且席卷了他们的肝胆。于是，心灵、肝胆与躯体的比例全部失调。因此，一代被陈寅恪先生称为‘男旦’的精神无能者产生了。文化界只剩下精神无能者表演的戏剧，像泰国无性演员的人蛇舞蹈。”
刘再复对金庸作品评价甚高，是1998年在科罗拉多大学召开的“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的两位召集人之一。不知再复先生阅读《笑傲江湖》“欲练神功，挥刀自宫”的情节时，有何感触？是会心一笑？还是悲心一恸？他的同龄人王蒙读《笑傲》确是泪流满面。
毕竟有所不同，寅恪诗中“改男造女”的“男旦”是一批群众演员，而《笑傲江湖》中“挥刀自宫”者，却是剧院班主一人。
依偎匍匐于大太监魏忠贤膝下，自称“儿子”的士大夫们（即是陈寅恪诗中的“读书人”），比较魏阉，谁更像“男旦”？
跪倒在“挥刀自宫”的东方不败面前的魔教教众，比太监，更太监；比男旦，更男旦。
西方女权主义者访问中国，莫名惊诧：这个国家从来没搞过“女权运动”，中国女子的地位居然比她们的西洋姊妹更高！
甚矣洋鬼子之不了解中国国情也！落实“男女平等”，未必只有提高妇女地位这“华山自古一条路”，还有另一更有效手段的。几十年来，虽无“女权”运动，但我们什么时候停止过“运动”？这连绵不断的各种“运动”皆可称之为“改男造女”的“去势”运动。早在1957年冰心女士便注意到：
“多少老教授受到伤害。我有些朋友，在敌伪时期，蒋统治时期，坐过牢，受过苦刑。从敌人的狱门出来，他们的腰板更硬了。‘肃反’运动中。他们无辜地挨了整。这一回却像是被抽掉了脊梁骨似的，成了软体动物，再也直不起来了。”
令富者与穷人一样穷，实现了经济平等；改造男子为妾妇无臂哥，实现了男女平等。这些，都不是洋鬼子们所能了解的事。
十二
陈寅恪、金庸，皆拒绝做人思想上的奴隶。
陈夫人唐筼曾说：陈寅恪最讨厌看到别人写文章时提到马列主义，看到就头痛。陈先生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明确说道：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个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金庸曾如此说明“独孤九剑无招胜有招”的境界：
“整个社会其实还存在着教条主义，什么都有某某主义，都喜欢说‘毛讲过’、‘孙中山讲过’、‘马克思讲过’，这些招数都已经固定，其实社会千变万化，很多事情是古人想不到的，像现代科技的电脑网络，恐怕连列宁、孙中山都想不到吧！教条不适用，正如无招，没有固定的信念，发生什么事情，就用实际的方法解决。又如比武，看对方出了什么招，找出他的缺点，一剑便刺死，这就是无招。”
1966年（丙午年），金庸作《明报月刊》发刊词，亦是有感而发，“编辑方针严格遵守‘独立、自由、宽容’的信条，……对于任何学派、任何信仰的意见，我们都决不偏袒或歧视。我们坚信一个原则：只有独立的意见，才有它的尊严和价值。”
早年金庸，与晚年金庸，判若两人。以致竟使人不能相信几十年前那些事那些话是他做他说的，或者，怀疑他做事说话分明是别有用心，呵呵。
金庸晚年的作为，成功地掩盖了自己早年的光彩。弄巧成拙，求荣得辱，也是咎由自取，怨不得人的。
十三
陈寅恪晚年诗作与金庸《笑傲江湖》，有着共通的“隐士情结”。
金庸《笑傲江湖·后记》：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要退隐也不是容易的事。刘正风追求艺术上的自由，重视莫逆于心的友谊，想金盆洗手；梅庄四友盼望在孤山隐姓埋名，享受琴棋书画的乐趣；他们都无法做到，卒以身殉，因为权力斗争不容许。”
如非金庸安排老贼任我行猝死，“一统”可期。斯时，令狐冲、盈盈或者屈服于“一统江湖”之下，否则，其下场绝对不会比刘正风、江南四友更好。
陈寅恪至交吴宓先生叹息：“破巢之下，已无完卵；粪土丛中，安长芝兰？有洁身之志者，初遭桎梏，虽性命犹不能苟全；而况鸿飞冥冥，恣意高翔？”
陈先生诗云：“买山巢许宁能隐，浮海宣尼未易师”。巢父、许由，算得中国最古的“隐士”。
陈寅恪活在一个“不许隐居”的时世，金庸写出一个“不许隐居”的“江湖”。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在暴民们的凌虐下凄惨地死去。
5天之后（10月12日），《笑傲江湖》写完了。这一天，金庸写出了令狐冲与任盈盈“偕隐”的结局。
一个月后（11月21日），陈夫人唐筼女士撒手人寰，追随陈先生而去。
小说中尚可“偕隐”，现实更其残酷。
世局丕变，铁幕垂落，避秦无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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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正教”相比，“魔教”确实更不“正”